位于太姥山麓的潋城古村，就像一座“围城”，石砌的绕城高墙把这个数百户人家居住的村落围在坚固的城堡里。

　　潋城古堡城墙 林昌峰

　　潋城古堡西门 陈昌平摄

　　城墙建于明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，长1127米，主墙高5.6米，宽4.6米，正好把村子围了个遍。环城设有炮台、更楼，有城门三口。城内有环城路，城外有环城河。还有一条清水河，潺潺流水，穿城而过。高墙恢宏壮观，城边环境清新，活脱脱一幅美丽的古村风情画。

　　这里背山面海。如今看到的村前数千亩良田，历史上曾是波涛起伏的海面，明嘉靖年间为御倭患而筑城堡。立于城上极目，但见城下波光潋滟，水天一色，故把原来的蓝溪村名改为潋城。这个富有诗意的浪漫村名飘逸数百年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　　高墙把城郭围起来，也把这里的历史给圈起来了。海潮朝起夕落，土层逐日沉积，发生在这里的文明史迹也被深藏土中，亦如一颗被泥土覆盖的明珠，发不出光，引不来关注的目光。

　　岁月流逝，沧海桑田。如今城门洞开，大路朝天。沿着潋城的城内城外走一遍，不经意间可邂逅好几位古时文化巨擘，拾拣许多文明碎片，如将这些文明碎片缀联起来，就是一部潋城的文明史话。潋城把文明史迹敛收于城，深不可测。

　　古代文人中最早来这片土地安营扎寨的要算被誉为“八闽之全材”的唐代诗人林嵩。在与潋城相邻不远的礼澳村灵山草堂遗址，我们寻找到林嵩足迹。这位后来成了闽东史上第二位进士、官至金州（今陕西安康）刺史的霞浦赤岸人，十二岁时就到礼澳筑草堂苦读，还自撰一联，曰：“士君子不食唾余，时把海涛清肺腑；大丈夫岂寄篱下，还将台阁占山巅。”足见小林嵩志存高远。林嵩登第后荣归故里，在流经潋城“河流湍急，一雨成灾”的蓝溪上建桥，桥址犹在。当然林嵩的古道热肠还表现在他播撒文明种子上，这位诗人《全唐诗》的闽东才子，构筑的这座草堂是福鼎的第一座书院，也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。它犹如文化荒原上的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太姥山麓乃至福鼎的广袤沃野。

　　沐浴草堂的文明之光，林嵩辞世160多年后的宋徽宗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潋城学子杨惇礼高中进士，这在当年如凤毛麟角，实属不易（为北宋一朝福鼎三位进士之一）。照理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中了进士理所当然就去当官，可杨惇礼有点“怪”，他有三奇：“有官不做，有田不买，有子不荫”。在连任陕、彭、泉、宿四州教授之后，到朝中转任太学博士，后见官场混浊，便谢绝朝廷重用，不到60岁就告老还乡。他没官、没田，却拥有很多书。

　　正是因为他拥有很多书，才与著名史学家郑樵结了缘！

　　在莆田新县夹漈山建草堂读书著作的郑樵（夹漈先生），为编写集天下书为一书的《通志》四处访书，绍兴十九年（1149年）他来到了长溪。“这一年，他来到潋城，访到杨惇礼老先生。杨惇礼是宋著名的博学士（者），家中藏书千卷，因致仕归乡城。为了读尽杨家藏书，贫寒的郑樵答应杨惇礼，以为其孙杨兴宗授学为条件，寄居杨家。”并在潋城灵峰寺讲学授徒。11年后，杨兴宗成了杨家第二位进士，先后任职于处州、温州、严州，卒于湖广提举，“甚有政声”。当然，郑樵教授的学生不止一人，杨兴宗仅是代表之一。

　　郑樵在潋城虽未留下遗物，却留下遗篇。一天，郑樵见源于太姥山的蓝溪（即潋水）穿村而过，流水清澈，联想到“每年八月，水变蓝色，太姥染衣，取其水沤蓝染布最佳”的传说，遂生灵感，写下了《蓝溪》一诗：“溪流曲曲抱清沙，此地争传太姥家。千载波纹青不改，种蓝人果未休耶？”此外，他还为蓝溪前三桥下的蒙井题写《蒙井》一诗：“静涵寒碧色，泻自翠微巅。品题当第一，不让惠山泉。”这两首诗留给潋城，赠予太姥山，也折射出一代伟人的不凡心迹。真要感谢这位被梁启超先生称之“若光芒竞天一彗星”的文化大家！

　　朱熹年轻时就闻郑樵盛名，曾特地到夹漈草堂拜访比他年长20多岁的郑樵，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，这期间郑樵以“豆腐、白盐、白姜、荞头”招待朱熹，真可谓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传为佳话。为表感谢，朱熹撰联赠之：“云礽会梧竹，山头盛文章。”至今仍挂在夹漈草堂正厅。

　　继郑樵之后，朱熹于庆元三年（1197年），因避“庆元党禁”之难也来到福鼎。这于朱熹是“因祸”，而于福鼎却“得福”。

　　朱熹何以来福鼎，这与潋城人杨楫有关。杨楫为杨惇礼从孙，早年入朱熹之门，曾往建阳考亭向朱老夫子诣门求教。听说老师要来，便专程到赤岸（今霞浦）迎接先生至潋城自己家中，并和邑人高松一起在潋城石湖观设书院请朱熹讲学，“从游者甚众”。石湖书院，后为杨楫祠，原址即现在的杨氏祠堂。据传书院曾挂一副对联，曰：“孔夫子，朱夫子，二位夫子；写春秋，看春秋，一部春秋。”朱熹还题写：“溪流石作柱，湖影月为潭”联句镌石于书院。

　　杨楫、高松等人还不顾安危，盛情邀请朱熹到桐山一游，一起登上桐城东北龟峰顶的一览轩。朱熹感激弟子的情谊，也留恋这块地方。当朱熹游览福鼎黄崎时，住在一农户家里，夜里还在构思《中庸序》，忽然来了灵感，乡下无纸，一时情急，就写在了隔板后，后来这块隔板还被收入州库珍藏起来。

　　因为有杨楫、高松等人不顾安危挺身而出，才使朱熹得以安全避在杨家与高家，聚徒讲学。虽然朱熹在福鼎时间不是很长，但他的理学思想却对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。正如《福鼎县志·理学》所述：“自高、杨诸君子游紫阳之门，深得其邃，大阐宗风，名儒辈出，后先辉映。”

　　朱熹在福鼎的第一位高足就是杨楫。杨楫是朱熹教授的南宋颇有成就的理学家“三杨”之一，跟随朱熹时间较长，理学造诣颇深。朱熹曾将自撰部分文稿交其整理刊行，他还为朱熹力作《楚辞集注》题跋。庆元五年（1199年）秋冬之交，朱熹抵浙，杨楫旋即前往探望，与朱熹对榻研讨理学，逗留月余。朱熹称，与杨楫“相聚甚乐，比旧顿进，知有切磋之益。”杨楫曾任国子博士、安庆知府、湖南提刑、江西运判等，他“少登科第，居朝不阿，言行政绩，灿著辉煌”。所到之处政声颇著。逝世时，南宋著名诗人、工部尚书刘克庄曾作诗《哭杨吏部通老》，深表悼念。邑人祀杨楫于石湖观，即现在的杨氏宗祠。

　　林嵩、杨惇礼、郑樵、朱熹、杨楫、杨兴宗……或长住或过化或还乡，一拨拨文人的教化，一茬茬文明的传承，使潋城，使太姥山麓，使福鼎大地文风蔚然，人才辈出。据清版《福鼎县志》记载，福鼎共有进士44名，其中宋代达41名（潋城占9名），杨楫之后100年间就出了29名，这自然与朱子教化、郑樵授徒等密切相关。

　　徜徉潋城内外，不仅可邂逅古代文化巨擘，还可看到几处极富特色的古建筑。

　　位于村西不远处的灵峰寺是一座千年古刹。这座始建于唐贞观三年（629年）的寺庙，重檐歇山顶，气势恢宏，寺旁树木掩映，清溪环流。素有“东天佛国，海上仙都”之美誉。寺内现存唐宋石刻60多块，上刻人物、兽狮、花草图案，造型生动，风格古朴。人物皆为力士，即护法神金刚造型。其个体矮小朴拙，壮实敦厚，面相圆凸，眼似铜铃，胸部大而沉，腹部隆而突，双臂向上托起，显示力大无比，似有“泰山压顶不弯腰”的英雄气概。

　　潋城还有一座齐天大圣宫，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清道光年间的这座古建筑，供奉着“齐天大圣”神像，两侧对联曰：圣地清风水帘洞，大殿锦如花果山。大殿正面为大戏台。每逢中元节，这里要连演三昼夜戏，四乡八里村民聚而欢度，形成庙会。人们愿望通过虔诚膜拜，供奉齐天大圣，换取风调雨顺，太平安定。可要把美好愿望变为现实，得靠奋斗。1934年3月19日，中共福鼎县委组织赤卫队和革命群众600多人集中齐天大圣宫，发动了旨在打击反动势力的武装暴动，给福鼎的历史留下了光荣的红色印记。

　　潋城还有一个泗洲文佛石屋。这座建于宋代的占地仅几平方米的石屋，却把潋城的文脉与诗仙李白扯上了关系。泗洲佛原本是唐代一位高僧，法号僧伽（628-710年），西域碎叶城人（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）。唐高宗显庆四年（659年）进入大唐凉州（今甘肃酒泉）传授佛法。两年后，到江苏泗洲城传法，为民治病，造福民众，坐化后被奉为“泗洲大圣”，又谥号为“泗洲菩萨”。景龙二年（708年），唐中宗请僧伽大师到京城长安荐福寺（今西安小雁塔）当主持，并封其为国师。李白父亲李客是西域碎叶商人，此时正在长安经商。听说僧伽大师也是碎叶老乡，便带8岁的李白拜僧伽大师为启蒙老师，后来李白成为唐朝大诗人。故僧伽大师又有“泗洲文佛”之谥号。宋代是潋城文风鼎盛之时，潋城人恭请“泗洲文佛”到境内，上香供祀，顶礼膜拜，除了祈求保佑平安之外，我想应该还有希望文脉代代传续之意。

　　潋城，闽东沿海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其“围城”城门一旦洞开，深藏地腹的明珠便出土见天，迸射出五彩缤纷、令人惊羡的文明之光！